上篇文章提到，香港選制變革過後，在野反對派雖被弱化，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亦成不了所謂的「關鍵少數」，但香港若是要解決所謂的土地問題，部分建制派乃至現屆政府內部的某些人，可能才是真正阻力。選制的變革只是像海水退潮一樣，讓大家看到哪些人沒穿褲子。在此情況之下，香港究竟要怎麽做，才能從根本上緩和社會內的深層次矛盾？
首先是中央對於所謂土地問題，必須有明確而且肯定的態度，因為這是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關鍵，而香港的階級固化問題亦必須緩和，才能使社會重新走向穩定。此外，非建制派一直批評，中央在《國安法》和選舉制度上接連出招，將會令政策進一步向工商界傾斜。是故，香港必須從所謂的土地問題入手，藉此緩和階級固化引來的矛盾，以此為中央接連出手建立合理性。
另一方面，中央態度亦決定現屆或下屆特首在解決土地問題上，究竟會有多積極。因為土地問題牽扯着龐大的既得經濟利益，不論誰做特首，誰去觸碰都有機會引來反彈。假如沒有中央在背後堅定地支持的話，現屆或下屆特首自然會擔心，自己是否會像首任特首董建華一樣，落得個腳痛下台的下場。
因此，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，在較早前提到香港的住屋問題要解決是難，但都要開始解決，着實非常關鍵。因為中央若是表明了堅定的立場，不論現屆特首還是有意角逐下屆特首寶座之人，都會明白解決土地問題，將會是不可避免的「硬任務」，而且有着中央支持，便可以大膽地放開手腳去做，再無後顧之憂。
當然，純粹有中央支持，單靠特首一人，是不足以解決深層次矛盾，所以他/她的管治班子，亦應該有大局意識，立場上認同土地問題應當獲得解決之人。某程度而言，人類大多數會照顧自己所屬階級的利益，所以特區政府管治班子成員的階級屬性，究竟是貧苦出身者居多，還是富家子弟居多，必然會影響他們在處理土地問題上的態度。
說到這裏肯定有人會說，這種說法未免有點出身論的傾向。誠然，歷史上確實有人的政治主張，不受其所屬的階級影響，但這通常是源於對方有着堅定的政治信仰，才能突破自身的階級局限。最普遍的情況，是大部分從政之人，都難以做到純粹的大公無私，而是會考慮自身或其社交圈子，因而在制定政策時，甚少會作出損害個人或所屬階級利益之事。
至於之前文章提到，建制派的謝偉俊在立法會提出無約束力動議，建議政府修訂《保護海港條例》，但是最終被否決，而有份反對的建制派政黨，其黨員大多數也不是富人出身，這一有趣現象背後，則牽涉一些更加複雜的問題，但是若要詳加剖析，文章篇幅便會太長，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。
文：陳凱文
學研社成員，香港投資日報主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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